轉TK
2011年09月07日
文／蔡承志（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教授）
最近一連幾個關於校園生活規範的議題，從逢甲大學的「大學生可不可以穿拖鞋上課？」台中市
政府的「中小學老師可不可以穿短褲上課？」教育部的「高中以下師生可不可以在校園內使用手
機？」到台大校長日前所提的「大學生可不可蹺課？」等，都引發正反兩方熱烈討論，衛道人士
甚至還經常因而動了肝火。
這不禁讓我想起一個有點不可思議的現象：在筆者曾經授過課的四個公私立大學及醫學院中，學
生最常問的一個問題（而且是四校學生唯一共同問題）是：「可不可以用鉛筆？」我可以想像他
們高中老師的回答一定是三令五申的「不可以！」但是，顯然高中老師並沒有讓學生了解其考量
何在，所以，「可不可以用鉛筆？」這個小問題就成為許多大一新鮮人上大學之後問教授的第一
個問題。
當同一班有超過3個人問我這個問題時，我就會大聲告訴全班「可以用鉛筆」，並順便問他們：
「你們為什麼不問我『可不可作弊』？」一般來說，同學們聽到都會大笑，然後我會告訴他們，
「答案也是『可以』，只不過作弊被抓到會有某些後果，而且你自己要去考慮，作弊對你有什麼
好處？對其他同學有什麼影響？」
應考慮有哪些後果
我認為，是前述這幾個議題的「yes-no 問句」句型，誤導了議題討論者，讓他們以為議題重點
在於其答案：「可以」或「不可以」。但其實這類問題的關鍵考量應該是：做了那件事會有哪些
後果？以及我們要不要選擇那麼做？
《聖經》中使徒保羅對這情況的解讀再經典不過了。他說：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凡事
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」換句話說，以上問題的答案都是「可以」，但我們真正要考慮的是：
做那件事對自己及對其他人會有什麼樣的幫助？
大學生在「可以」做某事的情況下，選擇「做」那事或「不做」那事，他才能真正了解問題所在，
才能學會為自己行為負責，我們的社會也才能有向上提升的正向動力。想像一下，富蘭克林會問：
「我可不可以在雷雨交加時出去放風箏」嗎？愛迪生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把手錶拆開或是去孵蛋？」
馬偕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在北台灣辦學校、設醫院？」史懷哲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到蠻荒的非洲
傳教行醫？」愛因斯坦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說牛頓力學是錯的？」比爾蓋茲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
在哈佛讀到大三就輟學？」賈伯斯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只讀一學期大學就辦休學？」還有，女神
卡卡會問：「我可不可以穿內衣或穿修女服唱歌」嗎？如果有人規定他們「不可以」，這些人會
乖乖聽從嗎？若這些人是乖乖牌，那麼我們今天的生活還能如此多采多姿嗎？
有人也許會說，俄國科學家瑞奇門（George Richmann）在嘗試重做富蘭克林的實驗時，不就
被閃電擊中而喪命嗎，我們怎麼可以讓學生做這種事？
我想，這剛好可以讓我們重新回顧本文主題：重點不在「可不可以」，重點在於這麼做會有什麼
益處？會有什麼害處？每個人應該在利害相權之下做出自己的決定，並為此負責。富蘭克林和瑞
奇門都做了他們的選擇，也承擔了其後果，不論結果如何，他們都已為全人類作出貢獻了。
下一代的富蘭克林、愛迪生、馬偕就在我們的學生當中，我們應該鼓勵他們多做思考、多做判斷
並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而不是讓教育當局只用簡單的「不可以」三個字，將他們全數扼殺。
留言列表
關於生活 (2)